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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安娜(1894—1995)，原名佐藤富子，原籍日本，出身日本望族，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是郭沫若的第二位夫人，本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郭安娜的晚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郭安娜的晚年
叛逆
1963年11月，郭沫若一家从北京西四大院胡同五号搬进气势恢宏的前海花园(占地七千平米，前身是和坤私邸的前院)，外人看来风光无限，实则危机四伏。就在这一年夏天，郭沫若最钟爱的儿子郭世英中断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业，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起因是他与几名“反动学生”结诗社，讨论文学甚至政治问题。碍于其父声望，郭世英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名义下放。
郭世英是郭沫若众多子女中最充分继承父亲才情的，也是最反叛的。周末回家吃饭时，面对满桌菜肴，他会发出挑衅的感叹，表现对“特权”的不满：“唉，要是把这些菜带回学校里慢慢吃，该多好。”有一次，郭世英邀朋友牟敦白到家里玩，在门口巧遇郭沫若。郭世英知道牟敦白极其热爱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新诗，他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也许这只是儿子针对父亲的无心叛逆之语，但近年来，许多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对晚年郭沫若发出了类似的反思式评价。从五十年代末直至去世，郭沫若写的大量宣传时事、歌颂领袖的诗词，在艺术价值上难与青年时代作品比肩，有些几乎令人费解。
失子
1967年4月，郭沫若与于立群的三子郭民英自杀。郭民英自幼爱好音乐，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将家中一台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被批判为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拜“洋名古”。郭民英深受打击，退学入伍。他的自杀没有征兆，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时分析，他患了类似抑郁症的疾病。
1968年4月19日，已经从农场回京、在北京农业大学继续学业的郭世英，突然被农大造反派绑架关押，由头仍然是五年前的反动诗社案件。当天晚上，郭沫若将和周恩来一起出席活动，于立群再三嘱咐他，见了总理务必汇报世英被抓。但当时，全国陷入混乱，周恩来已焦头烂额，郭沫若到底没把这件事说出口。他黯然回到家中，进院已是深夜，全家都没睡，都在等着他的消息。于立群情绪一下子崩溃了，反复质问郭沫若为什么不跟总理说。据他们的女儿郭平英回忆：“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父亲解释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只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就说不下去了，从妈妈的房间走回他房间了。”
仅仅三天之后，农大传来消息：“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26岁的郭世英从楼上摔下来，双手捆在背后，粗麻绳已嵌进肉里，全身伤痕。周国平来到逝去好友的家中，看到客厅里，于立群坐在沙发上痛哭。“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
后来，郭沫若长时间一个人在书房里，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录儿子的日记。宣纸被装订成册，他整整抄了八册。
矛盾
1974年1月25日，北京举行了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郭沫若早在“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时代，就是旗帜鲜明的尊孔者。他被“勒令”到会，在会场上几次三番被“造反派小将”点名，点到就要起来罚站，在寒风中接受批判。81岁的郭沫若，终于亲身体会到他那些故友被打倒时的感受。
2月10日，江青突然造访郭家，要求郭沫若写检查，连续轰炸近三个小时才离开。郭沫若如惊弓之鸟，当夜肺炎突发，高烧至神志不清，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是郭沫若晚年第一次病重住院，整个1974年，他住了七次院，身体一蹶不振，面貌急速衰老。此后，他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也很少写诗。
1976年，“四人帮”被捕。因心情大快，郭沫若的身体出现奇迹般的恢复。他出院回家，和家人一起欢度1977年新年，还在电视上收看了“迎新春庆胜利”演唱会。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演唱了郭沫若的词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郭沫若看完节目后写信给常香玉称赞她“使拙作生辉”。
仅仅五个月前，郭沫若还写过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两首词对比读来，令人感慨。
1978年2月，郭沫若最后一次住院，直到6月12日去世，再也没能回家。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大寨“肥田”。
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郭沫若留给世间太多饱含争议的文本。1963年，在给陈明远的信中，他把自己那些歌颂时事的诗贬为“分行散文”：“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己不可能听见了。”
这是他真正的表白吗?郭沫若已逝世34年，他晚年的内心世界仍然如前海花园寂寥的高墙深宅一样，迷宫般重重叠叠，房间都落着锁，充满疑问。
郭安娜的晚年
郭安娜(1894—1995)，原名佐藤富子，原籍日本，出身日本望族，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是郭沫若的第二位夫人，与郭沫若生有四男一女。建国后加入中国国籍，定居大连，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后历任。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庆祝90大寿。199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此前，她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捐给了中国。
安娜的家族，是仙台地区的有历史的大家族，有比较奇特的背景，是一个武士家庭。明治维新以后，其父亲在西方思想影响之下，当了牧师。安娜很小就受到了父亲影响，是一名基督徒。
安娜21岁那年，母亲没跟女儿商量便给她订了亲，安娜知道后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来到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令安娜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所教会医院里，她开始了自己浪漫却又苦涩的异国情缘。
安娜寄来的长信让郭沫若的内心激动不已，在反复看了这封英文长信后，郭沫若立即提笔回信，并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郭沫若，还是跟日本人不一样，日本人是不会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特别是那个时候，日本青年不会是这样的性格的：一见钟情，去给她写情书，这种事情好像是在日本来说不可能的。但郭沫若的性格特别与众不同吧，是特别浪漫的性格。
郭沫若在给安娜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了)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郭沫若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是一个五四式的青年，五四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那种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那种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在郭沫若的身上表达是很突出的。
带着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郭沫若给安娜回信里大胆的爱情表白，让安娜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安娜觉得这个青年挺特别的，但开始就是说半真半假吧，跟他开始书信来往，他的爱情生活，爱情呢，就开始滋长吧。
冈山与东京相隔千里，但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安娜和郭沫若连续通信40多次，最密集的时候，一个星期就有5次通信。这些写成情书形式的书信，成了郭沫若大胆追求安娜的最好方式，但两人始终以兄妹相称。
男人跟女人不同，男人对女性的一见钟情呢，一下子就烧起来了，而安娜呢，毕竟是那种封建家庭出来的女人，通过几个月的书信来往，才逐渐的升级，逐渐超越了兄妹，郭沫若主动进攻，对女性的那个渴求，安娜就是随他的意愿吧。
安娜在1916年9月17日的一封回信中写到：“我所思慕的哥哥：每天每天我都在思念你，我不知道你的现状是怎么样……”
9天后，安娜在另一封回信中又写到：“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
郭安娜的晚年
郭安娜的原名是佐藤富子，原籍日本。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与她相识，并产生了爱慕之情。后与郭沫若自由结合，为了表示她对异国男子的钟情，便把自己的佐藤富子的名字改为郭安娜。
郭安娜生于1894年，走过了101年的人生旅程。对于一位一生经历坎坷的女性来说，能够这样长寿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本来佐藤富子出生在一家名门望族，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从小的家庭教养，培养了她特有的温柔、贤淑、酷爱自由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在与郭沫若相识后，佐藤富子的炽热爱情给了郭沫若在异国的孤独以极大的慰藉，她的真诚和热忱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欲望，写出了很多篇脍炙人口的著作。不久她未经家里的同意就与郭沫若自由结合，为此她失去了富足家庭的经济支持，只靠郭沫若每月的48元官费补助度日，由此开始了克勤克俭的平民生活。在这种生活的历练中，她从无怨言，特别是他们的大儿子郭和生出世以后，生活更为艰难。尽管如此，为支持丈夫读书，她对这种开支从不吝啬，而自己有时以红薯充饥，却仍然很贤惠地对待郭沫若和他的儿子。
安娜能吃苦，能耐劳，忧愁与烦恼从来就与她无缘。郭沫若获得了九州大学的学士学位后，便带着安娜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回到中国。由于郭沫若弃医从文，经济收入不确定，生活依然很拮据。安娜跟随郭沫若辗转、奔波于上海、广州、汉口等地，仍然维持生计很艰难，但安娜从无怨言，总是任劳任怨地服侍丈夫，照料孩子。后来郭沫若因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他们又举家逃亡日本。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国参战。安娜带着五个孩子在日本艰苦度日，依靠她打零工维持生活。她干过煮糨糊、腌咸菜等杂活，也干过苦力活，但她都能默默承受，因为她心中有颗明亮的灯，那就是对郭沫若和他的儿子的执著的爱。安娜的贤淑和任劳任怨的品格，使得她即使在极端困苦面前，也从不示弱，也从不被困难所吓倒。正是这种性格磨炼了她的身躯，增强了抗御艰难困苦的能力，从而也使她能够得以长寿。
安娜的禀性是大度的，能够容忍他人和同情他人。抗战胜利后，安娜带着五个孩子来到香港，可是此时郭沫若已经与于立群结了婚，并有了几个孩子。安娜在痛苦万分中离开郭沫若回到日本。她原谅了郭沫若，认为这不是郭沫若的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过。她在日本继续含辛茹苦地抚养五个孩子，无怨无悔。
直到建国后，安娜带着郭沫若的五个孩子回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加入中国国籍，并定居于大连。人们敬仰文化名人郭沫若，更尊重他日本血统的妻子，1983年她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7年(郭沫若去世前一年)，安娜写信给他，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见一次面。经过安排，两位在年轻时曾如此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见面了。幸有这一次见面，否则他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加要稀嘘叹息，难以自己了。安娜夫人这些年来在中国，除住大连外，有时也住上海，因两地都有她的子女，她除了原先熟识的成仿吾等郭老的知友外，平时极少与他人来往，也不参加社会活动。1983年她首次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开会期间，正值她九旬寿诞，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祝寿。但她仍然谢绝任何记者的访问。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亲一次，不过每次去日本总只呆短短几天，她向亲人表示，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万一在日本病了怎么办?她表示要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安娜如是说。
在郭夫人1994年8月病危之前，她把自己仅有的500万日元捐给了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