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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流行的一个词"看病难",什么是看病难呢，看病难的现状、原因和对策是什么呢? 卫生部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约有近半居民有病不就医，百分之二十九点六的居民应住院而不住院。以下是本站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看病难”社会调查，以供大家参考!“看病难”社会调查
医改三十年：挣扎与迷雾
1985年，中国首轮医疗体制改革正式开始实行。
二十年后的2005年，《中国青年报》刊文，披露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中那句“中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令舆论一时哗然，卫生医疗体制这潭不时被搅动的湖水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2006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新一轮医改研究制定工作正式启动。同年10月，胡锦涛强调，要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改革旗鼓重振已经势在必行。
2009年3月，经过三年蛰伏，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为标志，新医改大幕重新拉开，这次的目的，是探索一条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医疗改革的中间道路。
在中国，“看病难”的本质是卫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失衡。短缺的医疗资源供给面对源源不断的就医需求，日益显现出力不从心。与此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结构也在失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些地方、行业、人群卫生服务供给过剩，另一些却面临着僧多粥少的窘境。
2009年新医改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些。
不仅仅是失衡的天平，更是二十年成效甚微对于公众信任的消耗。
新医改已经被推至了历史的分水岭上。
2018年，新医改推行进入第十年，中国医改已经走过三十载。在泥潭和迷雾都一并经历过后，新医改是否给中国的医疗卫生生态带来转机呢?它是否仍然面临着如当初那般艰巨的挑战呢?
医疗资源分配现状：曙光初现
新医改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是资源的增加以及负担的相对减轻。
相比旧医改的最后一年2005年，自2009年开始，三级医院的诊疗压力得到了一二级医院的部分分担。二级医院的医生人均日担负诊疗人次均有明显增加，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的床位使用率均有提升;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的医生人均日担负诊疗人次之差从2005年的1.3人次缩小为2015年的1.1人次左右。虽然只有人均约0.2人次的变动，然而乘以多达7000家的二级医院总数以及更加庞大的医务人员人数，仍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数字。
一二级医院资源利用率也正在上升。
在医疗资源质量的日益提升和标准化之下，乡镇医院、社区医院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得到承认，中国百姓长期以来坚守的“看病去大医院”的理念在用脚投票的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冲击。
观念的改变需要假以时日，而质量的提升是最好的劝服方式。
医疗卫生人员和床位数，直接对应了“谁来看病”和“看病住哪”这两大百姓就医最关心的难题。而每千人执业医师和注册护士人数，以及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作为将地区人口综合考虑在内的指标，则更有实际意义。
05年以来，这两个指标的总体数值都在上升。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后，京沪二地的每千人执业医师和注册护士人数从极高值回落到与其他地区基本相当的水平;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也已远低于2011年，并在2015年后与其他地区基本保持同频增长。
地区之间的差异在2013年后得到相对缓和，省份间分布不均似乎正在改善。
然而，医疗资源的地区性分布不均得到了实质性缓解吗?
平衡分配差异显然不如在中国地图上规划蓝图那么简单。2015年东部地区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量为2人，西部与中部仅为1.7人;东部地区每千人注册护士数量为2.5人，而西部和中部分别为2.3人、2.2人。同时，在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东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对医疗资源的占有量却极为不平均。“数据上看起来差异很小，但是考虑到中国如此大的人口基数，差异其实是很大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姚泽麟老师解释道。
在每千人床位数的空间分布上，这种差异却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东部地区稠密的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医疗资源丰富的总量所带来的福利。与医疗卫生人员资源的相对宽裕相比，东部地区每千人享有的床位资源反倒是东中西三大区域中最少的。
总量的巨大与人均的短缺之间隔着人口总量的巨大鸿沟。再丰富的医疗资源平摊到巨大的人口数字上也只化为杯水车薪;而在西部和中部地区，相对稀疏的人口反倒纾缓了病患带给床位的压力。
巨大的人口基数，是医疗资源分配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而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城市内部发展不协调，则提出了第二个难题。
即便在城市内部，医疗资源的空间分布也极为不均衡。
三级甲等医院，简称三甲医院，作为提供地区最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是中国内地对医院实行“三级六等”的划分等级中最高的一级。作为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三甲医院的数量和覆盖率对于一个区域来说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每天成千上万的患者从农村、乡镇以及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入城市中心的三甲医院。它既是地区医疗水平和优质医疗资源的代表性指标，也是国人本着“去大医院看病”淳朴心态就医的首要选择。
但是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优质医疗资源集聚之地，城郊之间的三甲医院资源分布也非常不均衡。三甲医院在内环集聚，中环零零散散，而外环之外的郊区少之又少。
2004年，温家宝前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到看病难，“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群众对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反映比较强烈”，报告中提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试点等一系列措施，以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此后的四年里，为了缓解农村的“看病难”，政府更加关注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和医疗卫生保障，并将这种关注从农村逐步扩展到乡镇、城市，在2016年逐步形成了一套全国的系统联动的改革机制，即“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2017年，政府在关注基础医疗资源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医疗行业人员自身积极性的问题。
政府对于解决看病难的投入和决心可见一斑。
在政策关注的同时，政府财政投入对于卫生总支出的负担率逐年走高，到2015年已接近三分之一，个人自付比重也由2000年近60%下降到了不到30%。
2015年，政府总共为医疗卫生事业投入12475.28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7.1%。这个数字比起2014年增长了2000近亿元和0.2个百分点。
然而，回到医疗资源分布结构性失衡的现状，不得不问的一个问题是，源源不断的财政投入真正投对了地方吗?真的投在了百姓亟需解决的问题上面吗?
“看病难”从未淡出百姓视野
2009年至今，政府工作报告中未再出现关键词“看病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病难”得到了根除。
基层医疗资源的利用率与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还存在很大差距。2009-2015年全国三级医院的床位利用率超过了100%，出于超负荷状态，而二级医院床位利用率在80%-90%之间，一级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仅有60%左右。
二级医院医生人均日担负诊疗人次虽然有所上升，但与三级医院仍有差距。一级医院的医生人均日担负诊疗人次不升反降。
基层医疗资源的闲置和优质医疗资源的超负荷使用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财政源源不断地投入，我国在分级诊疗、合理分流的道路上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如果将床位比作高速公路，那么持续增加的床位就如同不断拓宽的道路;增加车道无法从根本上扼制堵车，就如同增加医疗卫生支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居民的看病难题。众多学者和医疗行业人士指出，合理分流，引导中国居民社区就诊、扭转“非大医院不就诊”观念，才是更加迫切的需求。
放眼世界，相较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准;然而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还远远谈不上丰富。
欧洲老牌福利国家经过战后数十年的发展已经为国家的医疗保障事业打下了相对充足的江山，医疗卫生水平的领先同时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积淀。而对于人口稠密、医疗资源又并不那么充裕的中国而言，每千人口13位护士，在近期只能算一个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
当重心回归到资源分配问题上时，一切困难似乎都已经明朗，然而又再次陷入迷局，只因“资源分配”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实施起来却有如无数山壑相拦;“看病难”如一根不上不下的鱼骨头卡在飞速迭变的中国社会中，直戳社会痛点的同时一并牵扯出更浓重的社会焦虑。
如何对民众进行再教育似乎已经上升为与如何均衡资源同等重要的问题，但观念转变却不能成为协调资源、平衡差异的挡箭牌与替罪羊，齐头并进，才能书写新医改的答卷。
“看病难”社会调查
近几年来，因看病难、看病贵引发出的矛盾，大量从信访渠道中突显出来。为了解我街道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分析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并提出 相应对策建议，登州路街道党工委组织开展了看病难、看病贵的专项调查，调研情况如下：
一、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现状
调 查显示有 41.66 %的居民认为“看病难”，有89.72%的居民认为“看病贵”。
群众“看病难”主要表现在：看病划价取药流程麻烦 (51.7%)、医疗机构距离远(46.89%)、找信得过的医生难(28.23%)、找专家难(24.88%)、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满意 (24.88%)、缺乏就医信息指南(20.57%)等。
同时调查显示，认为在市级医院、社区卫看病难，分别为81.3%、44.5%。群众认 为“看病贵”主要表现在：药品费贵(91%)、检查费贵(69.5%)、诊断治疗费贵(54.4%)、家庭收入低(53.5%)等。同时调查显示，认为在 社区医(52.6%)、市级医院(32.5%)看病贵。
二、“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
1、 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卫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严重不足，而且优质资源少。目前，国家的税收比例已经占到GDP的20%左右， 但是，公共财政对关系百姓生老病死的医疗卫生支出，仍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大国。二次分配在保障公平、维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作用明显不足。老百姓以有限 的收入被动地支撑着迅速膨胀、高度市场化、国际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使“看病贵”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的诱因。
2、医疗资源分布失衡，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
我国医疗资源的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特别是优良资源都 在大医院，而且是县、市级以上医院。城乡居民就诊流向进一步向上级医院集中，不少人长途跋涉，异地就医，不合理的病人流向，一方面使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利 用率和技术水平下降，另一方面也使大医院的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大医院看小病、看常见病，人满为患，也是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等候时间长的原因。
3、医疗卫生筹资机制改革滞后，多数老百姓自费就医
“ 看病贵”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基础是有11亿多中国人完全自费就医，医院收入的80%以上直接来自患者个人。在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15%。只 要多数百姓还完全自费就医，只要医院还要直接向病人赚取维持运转的费用，“看病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4、国家政策调整或新的行业规范，增加了病人的医疗负担
政府把医疗机构推向市场，拨款越来越少，甚至断奶。医院要养活自己、留住人才、购置设 备、改善环境、宣传品牌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其发展成本最终必然转移到患者身上。国家取消公费医疗，推行医保制度，减轻了单位的负担，却无疑增加了患 者个人的负担。
5、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面太小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管理存在不完善之处：一是个人负担偏重，二是 个人账户作用不如预期理想，三是尚未对不规范医疗和不合理费用增长产生根本性作用，四是医保基金运行承担着越来越大的支付风险。同时，我国医疗保障覆盖水 平不高，50.4%的城市居民和87.4%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仅占9.35%，人均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支付金额337.89 元。享受各种形式医疗保障的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6、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
随着经济 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的健康观念逐渐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更多、更高。病人一味追求名院、名科、名医，小病也往大医院跑。以前挂号时挂普通门 诊，现在要挂专家门诊;以前到医院看了病就走，现在还要求提供特需医疗服务和良好的就医环境。
7、医疗机构市场主导，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我国医院目前基本上属于市场主导型。在医院的总收入中，药品收入约占48%，医疗收入约占47%，而财政拨款仅占5%左右。由于财政补贴不足， 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偏低，药品收入成为医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产生强烈的逐利冲动，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照企业 化管理运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老百姓很难得到真正的实惠。
三、政策建议
㈠强化政府在社会公共事业中的职能。按照政府公共职能的基本要求切实履行好政府的卫生工作职责;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并将卫生工作和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目标考核，同时作为对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㈡认真落实卫生经济政策，切实解决卫生投入的问题。解决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多年停滞甚至落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的问题，使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卫生服务需求相适应,保证财政对卫生事业投入经费的增长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总支出增长幅度的机制。财政新增的卫生投入 主要投向农村基层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同时适当加快城镇医疗机构的建设和资源整合，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利用多年来政府重点投入形成的优质卫 生资源(市级医疗机构)。
㈢政府卫生等有关部门(卫生、药品监督管理、工商、广播电视)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其医疗服务行为：⒈ 加大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监管力度，加强对药品市场的监管，切实解决药品生产、流通环节中出现的虚高定价、“暴利”问题;⒉ 严格执行价格政策，公开收费标准，住院实行“一日清单制”，切实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督促医疗机构认真执行国家已经出台的对特 殊人群(如老年人、残疾人)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减免政策;⒊ 加强行业作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坚决取缔“开单提成”，收取“红包”等有悖职业道德的行为;⒋ 进一步增强医疗信息透明度。要完善医疗信息发布和公示制度，加大公布频率，增加公示信息内容，定期公布绵竹各级医院的医疗质量、工作效率、医疗费用等情 况。特别是常见病、多发病的单病种平均住院天数、治愈好转率、医疗费用、术前住院天数等更多的指标信息，让群众多一些知情权和主动权，方便群众比较和选 择，引导广大群众理性就医。对于单病种费用特别高的医院要进行查处，促进医疗机构健康发展;⒌ 加强对医疗市场竞争机制建立的引导，通过竞争实现医疗服务的“质优价廉”;⒍ 卫生行政部门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目标考核办法和激励手段的改革，建立科学的医疗机构目标考核体系。
㈣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做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预防和控制疾病特别是传染病、建立畅通的疫情信息网络、医疗 救治体系和应急救治队伍;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高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能力，预防和控制地方病和慢性病的发生与流行，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降低居民 患病率。
㈤政府投入方向应从主要补供方转向补需方，加快社区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进程。 积极通过财政支持、吸纳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医疗救助基金，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采取医疗减免等形式及时重点救助 “五保户”、“缺劳户”、“贫困户”和城镇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等特殊群体以及生活在“低保”线以下的残疾人员、体弱多病鳏寡孤独等老年弱势群体、其他特殊 情形下需要医疗救助的弱势群体等。提高救助资金的使用效应，注意重点帮助那些有劳动能力却身患疾病的贫困人群恢复劳动能力，重新自救脱贫，实现医疗救助的 良性循环。
㈥加强健康教育工作和卫生咨询服务。提高社会公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预防保健能力，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无病早防、小病早治。
㈦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红十字会”、“慈善会”建立“特困人群医疗救助基金”，倡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向“红十字会”、“慈善会”捐赠。条件许可时可开展发行 “医疗救助彩票”的活动，发行“医疗救助彩票”所募集的资金扣除成本和必要的成本全部用于特困人群的医疗救助。
“看病难”社会调查
社科院：看病难、看病贵仍是问题
“根据社科院今年做的社会问题调查，51.4%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排在第一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说。
他认为，医改仍没找到药方，原因是，实施新医改到现在，这个问题仍然特别突出显著。
有报告提出目前启动的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看来原有的药方不是特别对症，还需要重开药方，特别重要的是要发展社会医疗事业。 ”他在12月24日《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发布会上说。
此前，从2009年，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医药体制改革。2015年是改革的第七年，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新医改启动以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比较大的进展依次是：医疗保障实现人口的全覆盖、建立了基本公共卫生制度、从基层医疗机构开始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大病医疗保险以及公立医院综合改革。2015年新医改的政策进展既包括整体的推进，也包括对重点领域的强调，体现在”分级诊疗”与突破药品价格改革等方面。
从整体上看，2015年的医改在上述各个方面都有所推进。
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2015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从35元提高至40元，进一步扩大覆盖面、扩展服务内容，加大对村医的支持力度以及加强规范管理。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面，2015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在2014年的基础上提高60元，达到380元，农民个人缴费标准在2014年的基础上提高30元，全国平均个人缴费标准达到每人每年120元左右，同时继续强调增强保障能力、完善支付方式改革、规范基金管理、做好跨省就医费用核查等。
在大病医疗保险方面，中央计划在2015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群，2015年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应达到50%以上，并且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及慈善救助等制度间的互补联动;继续推进“社会办医”等。
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延续之前的改革路径，既有增加政府投入的增量改革，同时也有对已有改革措施的完善，但是并没有本质上的创新;或者说上述领域的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定型，并无太多制度创新的余地。
但上述报告认为，从2009年到2015年的改革效果看，新医改收效甚微。“看病难”与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和“看病贵”与基本药物制度改革成为新医改的两个基础困境。
上述报告指出，展望“十三五”规划，尽管全科医生的数量逐年增加、尽管全科医生制度建设和“分级诊疗”得到重视、尽管药品价格改革有所突破、尽管对于药品流通相关的反腐制裁更为严格，但从根本上看，“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机构改革”两张“处方”仍有待“重开”。